这是迄今为止，一宁发现的最好的治疗惊恐发作的论述，一宁咨询过的惊恐发作方面的案例，也印证了这些论述的客观性。

也许大家不能全部读懂，但总能读懂一部分。

沉下心来，多一些了解，少一点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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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恐慌发作通常只持续几分钟，却对困扰者造成莫大的痛苦。除了历经令人惊慌的生理症状如哽塞感、头晕、冒汗、颤抖与心跳加速之外，惊恐发作困扰者还经常会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多数的惊恐发作困扰者也同时患有惧旷症(agoraphobia)(害怕处于难以逃脱或极度困窘的情境)。因为惊恐发作会反复发作，所以困扰者通常也会有次发性的预期性焦虑，时时担心不知何时何地惊恐发作会再度发作。伴随有惧旷症的惊恐发作困扰者，通常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避免自己处于恐慌发作却难以逃离现场的悲惨情境。

惊恐发作看来或许并无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它的发生似乎是突如其来的，没有明显的环境或是精神层面的诱发因子。也因此，心理咨询被视为无关紧要。然而，有显著比例的惊恐发作困扰者，其发作是因为心理的因素所造成，也因此对于心理层面的介入措施会有反应。我们应该详尽探索恐慌发作时的情境，以及每位困扰者的病史，以摆定心理因素如何产生作用。

在某个先导研究中，一位独立客观的心理研究者接连和九个惊恐发作困扰者进行会谈后，得以确认出每个困扰者在惊恐发作发作之前，都存在着有意义的压力来源。这些压力来源往往和困扰者被期待的程度产生变化有关。常见的是在工作职位上所受到的期待不同了，另外，困扰者失去了生命中的核心角色也同样有关。许多失落事件跟孩童时期的经验有关，像是对父母或是其他重要他人的依附受到了威胁。在这些困扰者中，另一个常见的压力来源，就是在他们的感受中，父母是威胁型的、喜怒无常的、批判型的、控制欲型的和苛求型的。更深入地分析会谈过程，可以发现困扰者在童年与他人的交际焦虑、在亲子关系中得不到支持，与被困住的感觉等，有某种模式存在。对大多数的困扰者而言，在愤怒和攻击性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些探索性的研究中，许多观察发现都已被其他实证研究所确认。相较于对照组，惊恐发作困扰者在发作的前几个月，有较高比例曾经经历生活压力事件，尤其是失落事件。在另一个关于惊恐发作困扰者的对照研究中，在发病的前一年里，惊恐发作的困扰者不只经历了更多的生活压力事件，并且对此感到更深的痛苦。在一项针对1018对女性双胞胎的大规模研究中，惊恐发作与双亲分离或死亡两者均有显著关联，早年和母亲分离特别和惊恐发作有关。米罗等人发现在有些困扰者身上，惊恐发作可能是源自人际失落的结果，是一种伤恸反应的复杂形式。一项针对51个惊恐发作困扰者的评估中，有47% 的困扰者疾病发作是在遭逢重大人际失落后的六周之内。

一项具某些实证基础的致病理论认为，惊恐发作困扰者在神经生理学上有着容易罹病的体质，在与环境中某些特定因子交互作用后，就容易产生疾病。卡根等人发现，有些孩童具有某种天生的气质特性，称之为“对陌生情境的行为抑制”。这些孩童容易被周遭环境中任何奇怪的东西所惊吓，他们调适恐惧的方法就是依靠父母的保护。然而，随着他们长大成熟，他们会发现到父母并不能随时在侧，也不能永远保护、安抚他们。他们也许会外化自己的不足，将之投射到父母身上，而认为父母是不可信任、不可预测的。这些孩童也许会为了父母无法随时在身边而感到愤怒，但是，这样的愤怒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他们会担心这些愤怒的念头会伤害到父母并将父母驱走，而使他们失去赖以提供安全的双亲。这般恶性循环的结果，使得孩童的愤怒威胁着和父母之间的连结，也因此，添增了孩童的恐惧以及充满敌意的依赖。

从依附理论的观点来了解惊恐发作的致病机转，同样地有助于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来治疗困扰者。一项对于依附型态的初步研究显示，18位患有焦虑症的妇女都有依附型态上的问题。在这18位妇女中，有14 位被诊断的有惊恐发作。这些困扰者有着较高比例的固着型依附。惊恐发作病患经常会认为分离和依附是互不兼容的，他们难以调适在分离和依附两极间正常的摆荡，因为他们对于失去自由与失去安全和保护，均有着相当高的敏感性。这样的困境导致这些困扰者只能在很狭窄的行动范围中生活，他们会试着逃避分离，因为那太令人害怕了；他们也同时试着逃避依附，因为那太令人紧绷了。这局限的舒适区域，表现于外则为与人互动时的过度控制，这充分显现出心智化困难的特征。

这些困扰者所呈现的极度恐慌，可能反映出其讯号焦虑无法引发适当的自我防卫机制。特别是对依附关系的威胁，似乎会引发某种无可扼抑的恐慌。米罗认为，得到惊恐发作的人容易感受到自我的碎裂，也因此需要治疗者或是其他同伴来帮助他们，以感觉到稳固的自我一致性。之所以会出现涉及人我界线混淆的自我缺陷，也许就跟难以使用焦虑作为讯号有关。

另一个在女性困扰者身上的致病因子，可能也跟依附困境有关，那就是孩童时期的身体虐待及性虐待。在一项调查中，患有焦虑症的女性困扰者当中有45.1% 的困扰者在孩童时期曾经受到性虐待，而没有焦虑症的妇女，曾遭受性虐待的比例则是15.4%。将重点特别放在惊恐发作时，有惊恐发作的妇女困扰者当中有60% 曾经在孩童时期遭受过性虐待，而其他种类的焦虑症只有31% 。因为孩童时期的创伤会妨碍跟父母亲之间的依附关系，所以性虐待会让惊恐发作的困扰者无法从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身上体会到安全感。将父母的虐待表征内化，同样地也会妨碍成年时期信任关系的建立。

在治疗的过程中，困扰者人际关系的困难往往集中在对于治疗者的移情作用，有关愤怒、独立与分离主题的冲突则更加突显。在治疗进行中，困扰者会害怕过度依赖治疗者，而治疗者通常必须探索这个部分。类似地，困扰者也可能对失去治疗者产生过度的焦虑，不论是短暂地失去——如假期，或永久地失去——如治疗终止。

在许多案例中，有关于愤怒失控或是谋杀性暴怒的幻想，可能是治疗的核心所在。对父母亲的愤怒可能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稍加引发便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有些孩童显露出他们的愤怒，可能是因为曾经经历过父母在情感上的离弃。检视困扰者用以避免愤怒的典型防卫机制，通常非常有用。惊恐发作困扰者时常同时采用以下防卫机制：反向作用、抵消作用、身体化以及外化。抵消作用和反向作用可以帮助困扰者否认负面的情绪，譬如愤怒。心理咨询师必须协助困扰者，察觉自己对于如何表达愤怒的焦虑，以及相关的防卫需求。此外，动力取向的治疗者还必须促使困扰者克服恐慌发作的预期心理，并开始将焦虑和生命中的重大创伤做连结，如此一来，困扰者的心智能力将可提升，得以体察到恐慌发作所代表的意涵。换句话说，也就是察觉到这些惊恐的感觉只是某些事物的再现，而非真实存在着。

身体化以及外化的防卫机制通常是协同作用的，以阻止困扰者对内在作自省。在身体化症状中，困扰者的注意力会转移到生理的症状，而忽略了心理的成因，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在外化这个防卫里，问题则被导向外人，通常是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苛待困扰者的外人。两者共同运作的结果，这些防卫机制会创造出一种奇特的客体关系，他人(例如家人、朋友或是心理咨询师)可能会被困扰者认为是可以医治其身体某些部分的治疗者。这种形式的客体关系，通常也会以移情作用来展现。

惊恐发作的困扰者通常需要合并药物和心理咨询。即使症状已经受到药物的控制，这些症状还是可能反复地出现，因此，恐慌发作以及有惧旷症的困扰者常需心理咨询来克服恐惧。至少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药物合并心理咨询可以减少惊恐发作的复发。在韦伯格与达尔的研究中，病患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仅clomipramine治疗九个月，另一组则使用九个月的clomipramine，合并每周一次总共十五次的短期动力取向治疗。尽管两组困扰者在开始治疗二十周后的评估结果显示两组困扰者都没有恐慌发作了，不过在药物治疗终止之后，仅接受clomipramine治疗的困扰者出现较高的复发率。研究人员指出，短期动力取向治疗可以降低与惊恐发作有关的心理社会层面易感性。

有些困扰者会表现出对药物的组抗，通常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心理有问题的标签，所以心理咨询有其必要，以协助困扰者了解，并减少他们对药物治疗的顾虑。也有些困扰者会因为无法忍受副作用而自行停药。因此，一个完整而有效的治疗计划，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必须以心理咨询的方式来了解困扰者。而对于所有出现惊恐发作状或惧旷症状的困扰者，详尽的心理评估可以帮助衡量生物性因素及动力因素的比重。

L先生是位二十七岁的上班族，来门诊时表示只要他打算离开市区，就会恐慌发作。一开始，L先生无法将恐慌发作和任何心理层面的意涵做链接，但是在心理咨询师进一步探索之后，却发现许多诱发因素。L先生刚买了一栋房子，而他的妻子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当心理咨询师提及随着这些事而加重的责任时，困扰者回答感觉自己好像是七岁，而不是二十七岁。他进一步说，他还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准备好肩负这些责任——身兼丈夫与父亲，以及负起房屋贷款的责任。心理咨询师要求L先生进一步地描述恐慌发作的情境。L先生说道，就是每次他开始要离开市区的时候。当心理咨询师问及离开市区的目的时，L先生说是和父亲一同去打猎。心理咨询师问说，类似的旅程在过去是否曾有任何不愉快的经验。回想了几分钟之后，L先生提到，他曾经有两次在打猎时，意外射到父亲，还好很幸运地，他父亲只留下一些轻微的伤口。

接着，心理咨询师据其评估，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整合陈述，认为L先生的惊恐发作与心理冲突有关。最近发生的生活事件，更直接地将L先生摆在一个和父亲竞争的位置，不论是作为一个丈夫、父亲，或是养家活口的角色。这些事件，引发了他长久存在对父亲的攻击性意图，而这些意图，是根植于他潜抑的、不自觉的伊底帕斯情结。想要毁灭父亲的冲动，在之前那两次意外射伤他父亲的打猎中曾浮现出来。而现在，只要L先生准备和父亲出发去打猎，即将浮现的攻击性冲动就会引发讯号焦虑，接着转成全盘的恐慌发作，因为这位困扰者有种内在的神经基质会将焦虑转换成恐慌发作。结果就是困扰者会逃避一些情境，以免引发毁灭性的意图以及想象式的报复(阉割)。

为了了解引发恐慌发作的动力因素，困扰者开始接受偏重表达层面的表达性－支持性心理咨询。在治疗过程中，L先生提到更多对于他母亲的依附，说到他母亲曾经以分离作为恐吓。在孩童时期，每当L先生要外出时，他母亲就会警告说他可能会遇到许多危险。经过心理咨询后，L先生终于了解到他也在分担母亲的分离焦虑。他提到，每当他妻子出门办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担心一整天，因为他担心妻子死掉，或是离弃他。困扰者的伊底帕斯焦虑明显地和更多原始的、畏惧失去客体的焦虑混杂在一起，先是对母亲，继而是对妻子。

在经过大约两年的心理咨询后，L先生不但再也没有恐慌发作，也没有预期性焦虑了。因为他可以不带焦虑地处里事情，所以也得到工作上的升迁。他的新工作让他几乎每个工作天都需要开车离开市区，他可以做得很好，而且没有任何恐慌感。

几年之后，L先生回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因为生活中两个事件再度活化了内在的神经结构，使得恐慌再度发作。在个人的事业上他极为成功，也因此他的生活更加富裕。但是，他的父亲却被诊断出无法治愈的癌症。这次，加上药物治疗以及心理咨询之后，才适度地减缓了L先生的恐慌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