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罗杰斯1972年9月在美国心理学会会议上演讲文稿的节选。
我想提出的第三个挑战,是废除我们的职业化程序,这对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尤其具有挑战性。
我知道这个想法是异端邪说,我也知道它给那些努力成为“职业人士”的人带来了多大的恐慌。
然而,我目睹了那些试图通过颁发证书和执照来将江湖郎中从多年以来的优势地位排除出去的举措,并且我在深思熟虑后判断,它们失败了,没有达到目的。
1947年,我帮助APA建立ABEPP(美国心理学会专业资格审查委员会),当时我是APA的主席。
那时候我对这些举措犹豫不决,现在我希望我当时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我并不是要质疑那些以证书为目标的人的动机、诚实性和他们的努力,以及所有随后发生的事情。
我希望有方法能够区分合格和不合格的人、称职的工作者和机会主义者、剥削者及江湖郎中。
但是让我们看下面的事实。
一旦我们设立颁发证书的标准,不管是针对临床心理学家、NTL团体培训师、婚姻咨询师、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还是像我目前听到的心灵治愈师,其最初和最大的影响就是把这个职业固化在过去的形象中。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用什么来进行考核?
问卷和测试都是过去十年或二十年里使用过的。
但谁足够聪明,可以成为考核者?
显然,这个人拥有十年到二十年的经验,因此他是在十五年到二十五年前开始接受训练的。
我知道这些团体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更新他们的标准,但是他们总是严重滞后。
因此鉴定程序总是根植于遥远的过去,并以之定义现在的这个职业。
我还要悲哀的指出职业化的第二条缺陷:相比没有获得证书的人,在获得证书的人当中,江湖郎中和剥削者一点都不少。
如果你有个好朋友极其需要治疗师帮助,我给你一个治疗师的名字,你知道他是临床心理学专科医师,但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你会让你的朋友去见他吗?
当然不会。
你会想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或一名治疗师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很多人在墙上挂着证书,但他们并不适合做治疗,或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段婚姻。
证书并不等于能力。
第三条缺陷是,对于职业化的渴望造成了僵化的官僚主义。
我并没有在国家层面上感受到这种官僚主义,但在州的层面上,它经常发生。
官僚主义的规则代替了明智的判断。
某个人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只接受了一百五十个小时的督导,另一个人是合格的,因为他具备所要求的二百个小时的督导。
没人关心两个治疗师的效率,他们的工作量,甚至他们所获得的督导的质量。
某个人可能被判定为不合格,因为他优秀的心理学论文是在没有“心理学”头衔的研究生院完成的。
我不举更多例子了。
官僚主义者开始以我们极为熟悉的手段占据了支配地位,使这一职业产生了巨大的倒退。
你可能会提出抗议:你如何阻止江湖郎中为了获取金钱利益而从心理上剥削别人呢?
我尊重这个问题,但我要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目的就是剥削别人,那么他无须称自己为心理学家也能这样做。
科学论派现在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走上了无忧无忧且利益丰厚的道路。
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判断是,严格的职业标准未能阻止剥削者和江湖郎中进入,哪怕只是最低程度上的。
如果我们致力于发展自身和协助优秀者,那么人们会向我们靠拢,而不是向那些假艺术家靠拢。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应对与人有关的问题时,证书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合格。
如果我们不那么傲慢,那么我们可能会从“没有获得证书”的人那里获益良多。
有时,有些人在人类关系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
我非常清楚,我采取的立场是不利的、有风险的。
然而,颁发证书和执照的道路同样如此。
并且,我已经逐渐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废除“专家”、“获得证书的职业人士”、“获得执照的心理学家”等说法,我们将开放这一职业,使之获得新鲜空气的吹拂和创造力的爆发 ,就像它曾经默默无闻的那些年一样。
在每个领域——医学、护理、教育、瓦匠或木工,证书都倾向于冻结和限制这个职业,把它跟过去绑在一起,并阻碍创新。
如果我们问自己,美国医生是如何变成追求金钱的反动派形象的?
是如何成为这个国家中最严密的组织的一员,反对所有进步和改变,尤其反对给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保健服务的?
那么毫无疑问,是美国医学会缓慢甚至无意识地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了这样的形象。
然而,美国医学会最初和首要的目的是给合格的医生颁发证书和执照,并保护公众免遭江湖郎中的侵害。
看到心理学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我感到难过。
在对此感到极度震惊和反对的人面前,我谦虚的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心理学能找到一条更好的新道路吗?
是否有一些更具创造力的好方法,可以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那些真正善于提供帮助关系的人聚集到一起?
我不知道最终的答案。
但是我会指出一条建议性质的原则。
有问题的人群拥有应对问题的最佳资源。
这条原则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真实无虚。
因此,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说法骇人听闻,但我还是希望看到我们把所有投入认证规则、合格证书、执照颁发、书面和口头考试的精力重新用于协助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团体领导者,使他们变得高效并热忱于人类的福祉,以至于不论他们是否拥有纸面上的资历证明,他们都会被公众的慧眼从那些实际上不合格的人中识别出来。
作为引导公众的补充手段,我们可以建立等同于消费者保护服务的机制。
如果出现了一个有关无效或不道德行为的抱怨,这很好解释。
但是如果出现大量针对某一个人向公众提供的服务的抱怨,那么我们就要向公众公布他的名字,并建议“买家要当心”。
同时,让我们用新的方式完善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从而相比那些“快餐式的专家”、未经尝试的新风尚的建立者、利用公众对声称能解答与人类有关的全部问题的人的渴求的剥削者,我们能够提供明显更多的服务。
当我们自己显然能够持续提供帮助时,我们精密的运行机制将不再需要授予证书和颁发执照。
参考资料:《论人的成长》,卡尔·罗杰斯著。